十二个愤怒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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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版的《十二怒汉》（12 Angry Men）是我看过的最精彩的电影，没有之一。在imdb上，它的得分高达8.9分。作为一部黑白影片，它没有华丽的道具，没有宏大的场面，更没有炫目的特效。从形式上看，它只是记录了一次陪审团对刑事案件的辩论过程。唯一能印在电影海报上作为吸引观众手段的的恐怕只有主演亨利·方达（Henry Fonda），因为方达是是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金球奖终身成就奖得主。

图：美国版《十二怒汉》1957

影片涉及到陪审团制度，解释如下：

陪审团为法院中，用以判定事实或被告是否有罪（视乎各地法律而定）的团体，多见于英美法系国家。目前于司法制度中采用陪审团制度的有美国、英国和香港等，日本于2009年起也加入此制度。陪审团根据人数多少，可以被分为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来源：维基百科

影片的主要内容是：在亨利·方达饰演的8号陪审员的坚持之下，其余11名陪审员由刚开始的一致认为被告有罪，进而展开激烈辩论，最终12人裁定被告无罪。

被告是一名18岁的少年，他被指控杀害他的父亲，检方的证据和证人包括：凶案现场的匕首、楼下的老人声称听到被告大喊“我要杀了你”并且看到被告从下楼梯离开、对街的女人从窗户往外看到被告将匕首插到被害人的胸口。对被告不利的记录还包括：他出生于贫民窟，10岁时进过少年法庭，15岁时进过感化院，曾因抢劫被捕，因持刀械斗被捕两次，被告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在电影院”——显得毫无证明力，因为他一点也记不起电影的名字和内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11票认为他有罪也在情理之中，但亨利方达认为，“十一个人都认为他有罪，我真的很难举起手……这个判决攸关一条人命，假设我们错了呢？”基于这种想法，方达要求其他成员花点时间认真讨论此案——这些人想草草结束案件以便回家看球赛或者约会。

检方的证人和证据看似确凿无疑，其实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全都是间接证据，也即是说，能证明被告杀人的直接证据，一个也没有。方达正是从这一点入手，挨个击破。首先，有陪审员提出凶刀是一把独一无二的、专属于被告的匕首，方达反驳说，也许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他陪审员都说，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卖刀的人也这样说。方达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震惊了在场所有陪审员：方达的匕首与凶器一模一样。其次，两位证人的证据互相矛盾：楼下的老人“听到”案发时被告的叫声及下楼的声音，与此同时，对街的女人透过经过的电车最后两节车厢看到被告行凶，方达认为如果对街女人的说法成立的话，电车的噪音会掩盖被告行凶的声音，从而使楼下老人根本听不到被告的叫声！方达提出的第三个合理怀疑是：楼下老人声称在听到被告大喊“我要杀了你”之后15秒内由卧室走到门口，目睹被告跑下楼离开这是在撒谎，理由是，老人绝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走到门口，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方达根据该栋楼房的设计图模拟出现场环境，然后按照老人的步速走了一次，时间是：41秒！方达的表现感染了在场不少陪审员，赞成被告无罪的票数越来越多，陪审员们开始思索细节问题，提出自己的合理怀疑。比方说，一位陪审员对死者的致命伤成因很怀疑，因为伤口的角度朝下，而被告身高比死者矮很多（相差七寸），没有玩过这种折叠式匕首的人凭感觉认为即使身高很矮，也可以由上往下刺，但其中一位有经验的陪审员指出，善于使用折叠式匕首的人为了提高打开速度以及增加刺伤力度，一定是会从斜下方往上刺的。作为一名“问题少年”，被告绝对不会用错误的方法杀人，这种伤口显示出凶手只能是一个毫无经验的生手。另外，对于对街女人的证词，方达认为：由于该证人是近视眼，案发时她在睡觉，没人会在睡觉时戴上眼镜，证人说案发时她刚好往窗外看，但她根本没有时间戴上眼镜，所以她不可能辨别出凶手和被告是不是同一人。

通过上面的情节分析，可以看出，检方提交给法庭的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竟是如此的经不起推敲。在刑事诉讼中，检方应负有罪的举证责任，被告负有无罪或罪轻的举证责任，换言之，如果检方出示的证据存在合理怀疑，那么，它是不能用来定罪量刑的！在本案中，辩方竟然没有把这一点提出来，而且法庭也接受了检方如此荒唐的证据。如果陪审团也敷衍了事，草草得出“被告有罪”的结论，那么，一件冤案恐怕就此产生了。这也从反面说明，陪审团的存在减少了冤案的数量。由于陪审团成员是随机产生的，并且不能包含特殊身份的人（如律师），他们不能就法律问题进行讨论，而只针对案件事实提出合理怀疑，这实际上是加大了对检方举证举证责任的压力，使其无法随意定罪，而且减轻了辩方压力。可以说，陪审团的作用是补充辩方能力的不足，检方作为国家机器，其力量过于强大，单靠辩方不足以抗衡。因此，陪审团的职责主要是寻找检方的漏洞，从而作出被告无罪或罪轻的判断。比如在俄罗斯，陪审团宣告无罪的案件就高达20%（来源）。

反观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基本上陪审员是只陪不审，坐在法庭上跟个菩萨似的，即便是个别陪审员积极参与庭审，但其意见往往不被重视，形同虚设。而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下，法官必须根据陪审团所认定的结果参酌法律作出判决，除非陪审团的结论不合常理或者违反法律规定。

2007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重拍了《十二怒汉》，这是对五十年前的美版《十二怒汉》的致敬，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已经超越了57年的原作，但我并不赞同。俄版为彩色片，增加了不少元素以充实内容，为了使影片更具本土色彩，将被告设定为车臣后代，而死者是俄罗斯军官，为被告的养父，这就使被告杀人的动机大为增加。另外，俄版在情节设置上还大量描述被告的个人生活，同样是试图增加杀人动机，从而使陪审团刚开始认定其有罪“合理化”。个人认为这些情节都削弱了影片本身的魅力，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相对而言，57年的美版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场景与情节，整部影片的焦点集中于辩论被告有罪的证据是否存在合理怀疑。

图：俄罗斯版《十二怒汉》 2007

俄罗斯的陪审团制度最早建立于1864年的司法改革，时为沙俄政府效法英国模式建立。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人民陪审员制度取代了陪审团制度。1993年，陪审制重新恢复实行（来源）。而我国现在实行的仍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当然，有消息说，2002年俄罗斯全境恢复陪审团制度并非官方和民间的衷心认同（事实上检方对此极不欢迎），而是俄罗斯政府为了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及获得西方国家支持，这才是主因。另外，俄罗斯的陪审团极具“俄国特色”，与美国陪审团不同的是，俄罗斯陪审团做出的无罪判决，法律规定允许检察院对此提出抗诉，从而使案件进入二审、三审，在上述审理中，法官可以推翻陪审团的无罪判决，这使得陪审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在美国，检方无权对陪审团的无罪判决提出抗诉。

陪审团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有的国家引进陪审制后又废除（如印度、马来西亚），原因主要集中在：陪审团容易做出情绪化结论、易受舆论左右、易被恐吓从而不敢发表真实意见、易被利诱而成为政府代言人等等。特别是“易受舆论左右”这一点，在我国有很好的体现，如许霆恶意取款案，连法官都会被舆论左右，如果有陪审团，能不受影响吗？舆论定罪，是对司法独立的极大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