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台稿子：王小波

概述

今年的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再平凡不过的一天。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责任编辑钟洁玲回忆王小波葬礼时说：“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

王小波用他独特的笔调完成了知识分子的使命，即文艺创作、关注社会。然而主流文学并不接纳他，甚至排斥他，这无疑是一个悲哀。王小波生前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但我不知道它在哪里。”这句话道出了王小波的苦衷，也揭示出了中国文学的弊病，所谓的主流文艺作品，从来没有以读者为对象进行创作，而是按照“上级领导”或“评选机构”的要求来创作的。也正因为如此，王小波的文章才能够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出现在人们面前。

王小波的成就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杂文，另一方面是小说，二者统一于他自由独立的精神。王小波捍卫着思想的自由，正如周国平所说：“在他心目中，世上只有一样东西具有自足的价值，那就是智慧。”

 

杂文

王小波的杂文大多风趣幽默，而非古板说教。他用磅礴而细腻的想象力和诙谐风趣的语言才能仔细刻画了那个知识分子遭罪的年代，达到的结果就是促人思考、提升智慧。王小波在《智慧与国学》里面就提到：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王小波的杂文还具有思辨的意义。透过那些幽默睿智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王小波对社会责任的思考，对自然科学的思考，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思考。

思辨的渊源来自于他的生活体验。1968年，16岁的王小波在云南农场插队当知青，1971年时转到山东牟平插队，1984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念研究生，1988年回国任教。农场的知青生活体验和美国的现代化理念共同交织在王小波身上，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则为王小波的思辨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王小波的杂文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利用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当代生活方式和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批判和反省。王小波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推行以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时代，所以他坚决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灌输，反对对思想进行束缚，反对钳制甚至屠杀思想自由，反对以一套或新或旧的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来消灭幸福所需的“参差形态”。

王小波要求知识分子应该认清现实、崇尚科学、重视理性和独立自由，而对传统意义上“无限雌伏，无限馅媚”于权势与等级的态度则予以深刻的批判。王小波对于当代最主要的价值也在于此，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思想理念至今仍没有得到重视。

 

小说

王小波的小说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小说”、“智慧的小说”，他主要表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执着地表现阶级斗争为纲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二是自觉地描写性爱的美丽，展示异性或同性间的虐恋。二者之间虽无直接联系，但却巧妙的融为一体，构成王小波小说的整体内容。

王小波的“黑色幽默”自始至终贯穿在小说中，使得小说能够保持“有趣”，这种磅礴而又独特睿智的有趣深深的感染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一群散乱的读者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疯狂的模仿王小波的“黑色幽默”风格，这不是闹剧，这是对偶像的顶礼膜拜。

王小波的小说成就主要体现在“时代三部曲”系列中，即：《青铜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是根据唐人传奇中几个故事改编，类似于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但是在这些故事中，王小波穿插了很多现实的内容，依然将矛头指向当代社会及知识分子身上。王小波利用这本书里描写的薛嵩、李靖和王仙客三个古代知识分子阐明自己的观点，即：知识分子因该以怎样一种姿态完成使命。荒诞的笔法，不羁的文字风格，大胆离奇的想象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特色。三个唐人故事看似不相关，其实走的路线都差不多。王小波重塑了三个唐朝男人，同时，将“王二”这个现代形象用第一人称加入到故事中，然后由叙事者随心所欲地穿行于古今。

《黄金时代》讲述的则是现代生活，背景是文革十年动乱，书中的主人公“王二”被下放到农村当知青，那里有一个被称为“破鞋”的女人陈清扬。后来，本不是“破鞋”的陈清扬爱上了王二，和他做爱，成了真正的“破鞋”。 陈清扬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她否认“性”是一种权力的表征，也否认了性及女性身体在社会中的现实功利价值，由此，她一个打耳光打走了图谋不轨的军代表，而被发配到了偏远的“十五队”，也用响亮的耳光打走了一个个没病装病的“男病人”。然而，她相信王二编造的一通关于“伟大友谊”的胡说八道，认为自己不再是孤独一人，而是有了一个朋友。作为这种“伟大友谊”的附带条件，陈清扬和王二上了床。但是陈清扬不认为那是爱情，而选择相信这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助”。

《白银时代》自然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了未来。在故事的开头，王小波写道：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给全书铺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书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写作公司”是王小波借以批判传统守旧的知识分子的载体。荒诞主义在《白银时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有一个场景，王小波描绘了
“王二”下班后在停车场遇到一群女大学生组成的劫匪，要劫他的内裤，并且要王二在裤衩上签名。最终因为看到“王二”硕大无比的性器官而逃之夭夭。

王小波的小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毫不避讳的提到“性”。这种有违中国人阅读和写作常理的做法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方案，王小波早就预料到这点，在《黄金时代》后记里，他写道：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对于王小波书中并没有“积极向上”的内容，他又说道：积极向上虽然是为人的准则，也不该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我以为自己的本职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

把性写得如此坦诚和率真是王小波对“虚伪文风”的坚决抗争，“性”作为中国人避讳不谈的东西，很容易滑向一个愚昧的地步，王小波则在努力挽救，使一切都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前进。说到底，“性”仍然只是一个载体，阐明“只有、理性”的想思想才是王小波的本意。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王小波的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在近几年发表的大量关于“性自由”的言论则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体制内的人，李银河又不得不迫于上级压力，中止了那些在现今中国还不可能得到大众认真思考的“性”观点。

 

结语

王小波是这个时代的骄傲，也是这个时代的不幸。他自嘲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但毕竟已经打破了沉默，应该反思的乃是大多数仍在沉默中的当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