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生于一九五七年腊月二十一,因患肺癌于2018年12月离世。在这个世界上,他刚好停留了六十年。爸爸离开了我们,家里的锅碗瓢盆、自行车、沙发椅子都还在原处,小区中门的洗车行还在继续开着,物管也还是原来那帮人,但他却再也看不到了。
爸爸出生的地点是大岭乡高崇山脚下的老塘沟。据族谱记载,这里的陈氏家族是世祖陈世显于明朝乙未年(公元1535年)从湖北麻城迁至四川万县,后又迁至现址。
爸爸在六兄妹中排行老大。但在他之前还有一个姐姐,只是没养活。据奶奶说,当时是晚上8点左右,她在四伯伯屋后的山坡上干活,突然感觉肚子有异动,知道快生了,就赶紧往家里跑。爷爷当时是村里的队长,正在主持开社员大会,回家时社员大会结束,人们回家,我爸爸就生下来了。也许是生在寒冬腊月的缘故,爸爸每年都会生冻疮,耳朵上、手上一到冬天就红肿、皲裂。
众所周知,1966年-1976年全国各地都在动乱,而这段时期,爸爸避免外界影响,刻苦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考入县内最好的高中就读,当时村里的同龄人几乎都只读到小学,念过初中的都极少。三十年后,我也进入爸爸曾经就读的学校,所以学校历届毕业生姓名墙上既有他名字,也有我名字。只是当时条件很艰苦,他平时住校,周末回家休息,帮家里干农活,星期天下午就背着一周的米、红薯等粮食,步行近30公里的山路去学校。他学习十分认真,且学以致用,还会一点英语,在帮我们带孩子时,时常会教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
高中毕业后,文革动乱结束。具有他这样学历的人比较少,于是受聘成为乡完小的老师,教授小学语文和数学。工作期间,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受到学生爱戴。这些年来,常常在街上碰到他以前的学生,对方总会热情问候。但他为人太过于老实,不会圆滑处事,因为拒绝将村集体的树卖给校长(当时我爷爷是村里的队长),而遭受领导冷落,加上改革开放,他就辞掉教职,和我妈妈一道南下务工。在广东的那几年,虽然收入比在家高了很多,但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都是些又脏又累的体力活,租住在狭小潮湿的土屋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他也没什么嗜好,空闲时间只喜欢骑着一辆笨重的自行车转悠。
九十年代初,我上小学,爸妈从广东回来,同时也将家从乡下搬到了城里,一边做小本生意,一边供我和姐姐念书。刚开始仍然是四处租房,每一次换房搬家总是用人力板车爬坡上坎拉了一次又一次才搬完。虽然家里条件差,但我和姐姐的学业却一点不耽误,校服、午餐、补课等,该花钱的地方和别的同学一样花钱,不让我们受委屈。辛苦一天回到家,爸爸喜欢买一些苹果柑橘之类的水果藏在背篓里等我去翻找,找到后,我会开心得大吼大叫。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学期我是在乡下读的,那时候爸妈在闹矛盾,后来姐姐就和妈妈一起住,我和爸爸一起。爸爸将我送回乡下爷爷奶奶家,然后他出门打工。在爷爷家,我并没有感受到什么不舒服,但还是觉得缺了点啥。冬天快过年时,爸爸回来了,那个时侯没有电话,他也没写信,突然就回来了。他在街上买了一点猪肉,切好拌了佐料,裹上米面,蒸熟后带到学校。我正在上课,他就在门外站着,老师发现了就叫我出去。我看到他,瞬间就眼红了,想掉眼泪,强忍着没哭。他问我冷吗?我冷得直哆嗦,说:不冷。然后就跑进去上课。过了会,上午的课结束了,我排队去学校食堂领饭盒(早上自己带去蒸的),用他给我弄的蒸肉下饭,吃着吃着还是没忍住哭了。
后来又回城里读小学,逐渐就在城里安顿下来,他和妈妈攒了点钱,买了新房子,生活步入了正轨,一直到我高中毕业。这平淡无奇的十多年,是他陪伴我最久的时间。高中毕业,考入大学后,爸爸又开始出门务工,他说趁还干得动,多给家里挣一点钱。那时候是2006年,他问我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周围同学基本都是800-1000,我不想他太辛苦,只要了500。他怕我不够用,经常会多打一点过来。好在大学时通过做网站、兼职卖电脑等赚了一些零花钱,所以也不至于生活拮据。
在我结婚那年,他短暂回来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外出至陕西渭南务工,做消防安装。2015年6月,他的工友打电话给我,说:你爸干活时从梯子上摔下来了,现在医院。当时我正在外面吃饭,听了这个消息就特别难受,马上订了第二天重庆飞西安的机票,想快一点看到爸爸。缓过来后,我媳妇才说飞到西安后,还得动车到渭南,时间上并不划算,这才退票了改坐火车可以直达渭南。赶到医院,发现他伤到了胸椎上,躺着稍微动一下就痛得厉害。医生说是胸12椎骨折,让快点交钱以便安排手术,迟了怕有后遗症。术后,在医院又躺了半个多月,我买了软卧火车票,带他回家。自那以后,他身体就不如以前了。
2016年,我生了小孩,他在家帮我们带。细心、耐心,是周围邻居对他的评价。今年4月,我们全家去海南玩。去之前他就有些咳嗽,但都没太当回事。回来后咳嗽未消,就去医院照片检查。那天下午,我正在加班做事,他将检查结果报告单发来我微信:考虑为肿瘤性病变,建议增强CT进一步检查。看到的那一刻,我六神无主。因为我是学医的,比较信任现代仪器的准确性,所以感觉很不乐观。但还是宽慰他:没事,绝对是误诊。下午,他又做了个普通CT,报告单显示:考虑肺部肿瘤伴淋巴左侧胸膜转移,肿瘤大小7×4cm。这基本上就坐实了。找影像专业的同学看了片子,确认是癌症,让做增强CT看转移情况。我心里祈祷,希望是个良性的,早期的,积极治疗,应该没事。
之后在重医附一院做了更加全面的检查评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肺腺癌晚期。得知这个结果后,我只能背着他抹泪,当着他时只说是肺部良性肿瘤,吃药控制就行了。然后悄悄联系胸外科的同学商量治疗方案。
在重医附一院检查的那一个礼拜,趁空隙时间,我带他去了一些地方。虽然在这座城市读了四年大学,爸爸也来学校看过我几次,但每次都匆匆忙忙。我带他去医院对面的电影院看了当时热映的《红海行动》,整个电影院就我们父子俩,看完后他说还可以。坐轻轨1号线到沙坪坝大学城,教他用手机扫码租了辆摩拜单车,在大学城里窜来窜去。参观了四川美术学院和重庆大学。川美里面环境好漂亮,大树、落叶、湖泊,宁静得像世外桃源一样,阳光温暖,让人昏昏欲睡。我们去了重庆的地标建筑解放碑,看了网红景点洪崖洞,沿着嘉陵江走到朝天门码头。这个昔日繁华无比的地方,如今正处于改建之中,长长的建筑围挡里面,新的地标建筑“朝天杨帆来福士”正在轰轰烈烈施工。
我小的时候,爸爸做塑料袋生意,经常会坐车到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购货,我偶尔会跟他一起。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批发市场选好了货之后,请了几个棒棒搬到码头边,然后装船发托运回县城,他嘱咐我在货旁边照看着,他去找另外的老板拿其他货。那时候我大概11、12岁,没有手机,独自守在一大堆货物旁,等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我开始害怕起来,怕遇到警察盘问,怕被码头的流氓欺负,怕爸爸出事了再也不回来。最后,感觉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他终于出现在视线里,那一刻,我知道又安全了。
5月初,到重庆金山医院做了第一次化疗。那时候,他除了干咳,还没有其他症状,吃饭、睡觉都和正常人一样。我仍然告诉他,只是肺部良性的肿瘤,很快就会好的。化疗那一层楼电梯出来后就是巨大的“肿瘤科”三个字让人不忍直视。
6月初,第二次化疗结束后,基因检测的结果也出来了。显示有基因突变,可以吃吉非替尼等靶向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一般来说,靶向药至少可以吃一年,而且没有明显副作用,生活如正常人。才吃了一个礼拜就发现有效果了,咳嗽症状完全消失,肿瘤有所缩小,真的就和正常人一样。他甚至打算继续带我孩子,就好像癌症已经完全治愈了一样。7-8月天气十分炎热,我和姐姐出钱,在黄水镇给他租了一间旅馆避暑。他上去后十分高兴,常常和一些以往的同学朋友喝茶聊天,或者坐车到附近景点看花、游玩。有次我们去看望他,他还给最爱的孙女买了玩具,给姐姐买了高山大米。我再一次产生了他已经没有癌症这个错觉。
8月初,他从黄水回来,筹备奶奶的80岁寿宴。奶奶看他太累,就劝他不用办寿宴,说实际是81岁了,而且我们当地农村人习惯于79岁整生而不是80。爸爸说,八十大寿当然要热热闹闹的,花点钱没事。购买物品、通知亲友、联系厨师队、收拾老家房子等,他一个人忙里忙外。8月底,忙完了奶奶的寿宴,回到城里,我发现他又开始咳嗽。他轻描淡写说在老家整感冒了。我心里却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9月份,咳嗽继续加剧,做了胸部的CT后发现情况不乐观,胸水增加。这说明靶向药吃了三个多月,就已经开始耐药了。我知道事情已经在朝坏的方向发展。本来打算趁身体还能承受,给他报个去台湾的旅行团——完成他最大的愿望。后面因为种种原因,不仅没有去成台湾,就连国内的跟团游都没有去成。
国庆前一个礼拜,他咳嗽严重到晚上根本无法躺下入睡,整夜坐着,随时都咳,而且双脚浮肿、偶尔意识不清。带他到重庆做全面检查,在渝北区的重医附三院做了增强CT和磁共振,显示肺部的肿瘤有所增大,心肌有转移,脑部腔隙性脑梗死,所幸的是脑部没有发现转移。在宾馆休息时,二姑打来电话,爸爸突然又意识不清,喃喃自语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什么……
从重庆回来后,开始换新的靶向药9291盲吃。同时住院治疗。在抽了胸水,以及输液治疗一个多礼拜后,症状有所减轻,就出院了。11月份,病情加重,他主动打电话说要去医院检查看看。我因工作繁忙,一拖再拖,11月25日,才送他到医院开始住院,这次检查结果显示,心包转移,胸腔内大量转移,脑部转移,伴随肺水肿,肺炎,医生说随时可能心脏骤停。爸爸也知道这次很艰难,每当有亲戚朋友来探望时,他都眼睛红肿、流泪。
入院第二天,丧失语言功能,无法吃饭、喝水,但意识非常清醒。之后每天情况更糟糕,逐渐开始用氧气、插尿管,双脚肿消后又重新肿。我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待一会儿,他就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我给他用棉签沾水湿润嘴唇,然后跟他说再见,回家。他意识很清醒,也能写字表达意识,但我并不敢问他有什么需要交代的事。
那天晚上,是星期六,我像有预感一样,跑去单位加了个班,把自己手头事情作了一下梳理,以免突然请假来不及交接。晚上10点多,我到医院,他脚趾头已经变成紫色,心率130,呼吸40,眼睛微闭,嘴巴快速呼吸,意识不清。医生说情况很危急。二姑和我妈在医院留守,我回家准备休息几个小时后早上再来。洗漱完毕,刚12点钟的时候,二姑来电:心率降到80了,你快来。数字突然这么降,是极为糟糕的信号。我披上外套就往外冲,家里距离医院大概10分钟车程,刚在半路上,电话响了,二姑说:你爸走了。我愣在车里,说不出话来。赶到医院,妈红着眼睛,二姑在放声大哭,我看着爸爸的样子,去摸他的手,还有温度,但心率已经是一条直线了。我握着他的手,哭了起来。一会儿,姐姐也到了,跟着哭起来。护士来拔氧气管、留置针、尿管,掀开被子,爸爸整个人已经瘦的不成样儿,肚子深深地凹下去,手脚一点肉也没有。
爸爸走后,没敢告诉奶奶。但她像有预感一样,心情糟糕,后来她告诉我,爸爸走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征兆很不好的梦。加上爸爸的弟弟妹妹们陆续回来,奶奶也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伤心地哭,爸爸是她最心疼的儿子,也是对她最好的一个。她说,爸爸善良老实,从小就脾气好,不说重话,只是命不好,一辈子坎坎坷坷受罪。奶奶要求一定要把遗体弄回老家安葬。
我没听奶奶的话,综合比较了下,还是在城郊的公墓买了一处地方,在那个山头上,无数个墓碑朝着长江的方向,一棵棵柏树就安静地靠着墓碑。爸爸的追悼会是在殡仪馆一个比较小的厅里,他几乎没有社会上的朋友,就只有亲戚们会来参加。但意想不到的是,当天还是来了很多人,他的高中同学派了几名代表前来送花圈、挂礼,纷纷惋惜这么好一个人走得太早。找了阴阳先生看期、火化、安葬进公墓,一切有条不紊进行。
除了那天晚上在医院哭了下,之后我竟然再没哭过。只是每天一空下来,就会想起爸爸,想到再也不能和他一起生活,再也吃不到他做的可口饭菜,再也没机会带他到各地旅游,我就难过、自责。
我好后悔,没有在他走之前告诉他,他是我这辈子最在乎的人。我好后悔没有帮助他实现去台湾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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